在镇巴，我走进留守儿童的世界——四年支教：亲历乡村教育的困境与反思

镇巴县，地处秦岭腹地，是陕西南端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几家留守儿童机构默默运行，沟沟坎坎和田地庄稼间也藏着很多默不作声的童年。我在这里支教，只因心中那份“精准帮扶”的执念——既是想帮孩子，也是想扶住那些仍在坚守的老师。

最初，只是源于一份青年人的理想主义，想着以一腔热情换取一段不虚此行的青春。四年光阴悄然流转，不长不短，却足以让我写下几千字的沉思，而所有的回望，终是落在“乡村教育”这四个字。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想来，我就在西北，就站在国家教育政策落地的最前线。每年，中国青年志愿者研究生支教团都会被派往更偏远、更贫瘠的土地。事实相比东部沿海城市的灯火通明，西北不少地方仍在为“有学可上”而奔忙。这里的教育贴近生活的粗粝现实，最靠近政策的末端。

最初支教时，我和许多志愿者一样，参与了不少流程化、模板化的支教活动。第二年我发现问题所在，孩子们并不缺文具，也不缺年年相似的人站在讲台上鼓励他们好好学习，考个好学校。事实上，我们过去做的，和大多数人做的并无二致，只是习惯了这个基本方式。我毅然跳出了形式化的支教活动，走进孩子们的讨论中，了解他们的家庭底色和真实生活。

他们的父母，有的是在城市打工的人，把孩子留给县城的爷爷奶奶，有的是生计所迫，只能把年幼的孩子留在村里或者托付给机构老师，一年到头难得见上一面。孩子小，靠老人看着，大了之后，就像一根绳上拖着的风筝，拽不住也放不远。索性就留在县城借读、在亲戚家寄居、在隔代关系中成长，情感缺位、引导真空、教育脱节，构成了这些沉默的童年。

我记得有个孩子，腼腆乖巧，学习还算不错，但从不参加集体活动。名字暂且省略，免得造成麻烦。后来我知道，他妈妈几年前就走了，之后从未联系过他，他跟着爸爸在县里生活，可父亲常年在外干活，一年难得回来一次。他便一个人上下学，做饭、洗衣、照顾自己，样样都是独当一面。他的的声音咽哑，语调低沉，费些力气才能说得出话。如果你不主动问，他几乎不会开口回应。好在孩子皮肤白净，脸上透着柔和的光泽，猜是遗传的缘故，看起来挺乖巧。可这些弥补不了他内心的缺失。透过眼睛看心灵，难言明亮和热情，实在无法触及这个年龄的孩子该有的欢愉和活泼。他的生活节奏仿佛和同伴错开，只与孤单同步。

这次去的时候，我和一个女孩坐在同一张饭桌上。她个子不小，一米六多，身上却带着几分伤病的痕迹，腿脚不利索，走路迟缓，仿佛身体的疼痛时刻提醒她和周围人。她因出生缺氧导致脑瘫，童年时期辗转多地求医，历经波折和康复训练手脚才勉强活动，生活能够自理。吃饭的当天她已经职高结业，第二天就要离开学校，去厂里工作。据说是当地残联在帮扶政策下为她协调的一份岗位，为她安排了这个工作，月收入不到三千。她爸爸也在旁边，穿着朴素，看起来是个老实本分的人。她没说太多话，只是低头安静吃饭。她很懂事，主动为老师长辈添水，回话时语气温和，但也像是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为别人着想。我意识到，有些女孩的青春，还没来得及开始，就已经匆匆收场了。

这种故事并不少见。社会的帮扶固然有限，但更为突出的是亲情的缺失。一方面，一些远嫁他乡的女性，在家庭、经济与精神的多重压力下选择离开，不带孩子；另一方面，部分父亲或母亲不愿意抚养孩子，以为“有老人带就行了”，不乏以残疾、贫困为由，把养育子女看作一种“负担”。这不是个例。赤裸地说，留守儿童问题的本质，不只是源自流动人口家庭迁移中经济需求与结构完整性艰难权衡的结果，尤是成年人责任的缺席。

人走了，心还陷在这片山野里，四年支教虽已结束，但我对这片土地的思考远未停止。教育的核心是人，是点亮孩子心灯的那束光。要破解乡村教育困局，既需要政策的持续引导，也需要制度与社会的多方协同。脱贫之后，更应聚焦“教育弱势”。要正视乡村小学撤并、教师流向县城所带来的农村教育“空心化”问题。教育强国，既要靠政策落地，也需全社会共同托举，把温度与资源送到最需要的地方。

往后的日子很长，坦言说，他们的未来，就是我们这个社会未来的底色。（文 张锦驰/白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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